分类: 经济学话题

  • 社会制度演进中的变与不变

    社会制度演进中的变与不变

    在多变的复杂系统中寻找不变的抽象结构,把它阐述成一个定律,然后进行验证和预测,这不仅是自然科学研究的专利,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质。

    一:复杂系统中的“同伦结构”:科学研究的核心方法

    数学基石之一的拓扑学中有一个基本的“同伦变换”概念,它描述的是一个对象在不撕裂、不粘连的前提下发生的连续变形,而“拓扑不变量”是在这种变化中保持不变的性质。因此,咖啡杯和甜甜圈本质上是同一种事物,它们的基本结构在连续变形(homotopy)中保持不变。这一抽象概念,就是对被研究对象的“本质”的一种刻画。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社会制度、法律体系、甚至国家结构的演变,也可以视为一种“连续变形”:外观改变,内在的本质不变。这一共同的抽象结构,相当于数学上的拓扑不变量,它在不同的复杂系统演变中保持不变。因此演变过程可以视为“同伦变换”。

    无论我们研究物理、计算机,法律、政治制度,还是人类行为背后的演化机制,我们其实都在寻找一种“在变化中保持不变”的抽象结构。这种“本质恒定的抽象结构”是每一个学科研究的圣杯。

    二、法律是连续演化的拓扑空间

    法律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规则体系,而是人类在漫长历史中,从习俗、道德、集体经验中逐步演化而来的。这种演化,类似物理世界中连续光滑变化的自然过程。

    例如从古代成文法 → 普通法系判例 → 现代宪法与国际法的演化。

    从笼统的“不可杀人”到“何种情况下属于正当防卫”→ 这本质是法律规则空间中的细化与局部连续变形

    如果我们将法律概念空间看作一个拓扑空间,那么两个国家或州的法律体系,只要在核心原则上(如生命权、财产权)相似,就可以被视为同伦等价(homotopic)。即使操作细节不同,其“法律核心结构”是拓扑不变量。这应该也符合当下“法律社会学”的视角。

    三、分形与自相似:社会制度的结构

    正如自然界中的树木、河流、雪花体现出分形结构,社会制度也呈现出多尺度的自相似性。

    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一个权力自下而上授予的国家。从个人 → 社区 → 市镇 → 郡县 → 州 → 联邦,每一层级都继承了上一层的结构特征,体现出系统的连续性与可组合性。这一现象背后的原理,是人类智力所具有的模仿天性。不少认知科学家认为“模仿”是人类智力的本源。

    层级立法行政司法执法
    社区HOA公约理事会
    HOA Board
    物业管理公司调解委员会
    Mediation Board
    社区执法队
    Code Enforcement
    市镇市议会市长市法院  Municipal市警察局
    郡县县议会县行政长官县法院 County县治安官(警长 Sheriff)
    州,领地州议会州长州法院系统(含高等法院)州警(State Police)
    联邦国会总统联邦法院系统(含最高法院)FBI,DHS,等等

    这种层级结构正是一种分形型治理架构:每个单位在不同尺度下镜像自相似,具有立法-行政(执法)-司法 三权结构,是对社会秩序的“结构模块化重组”。

    这一划分符合联邦主义制度逻辑,当然如果检察官和执法官员能够独立于行政分支,将更好的体现分权制衡的原则(check and balance)

    理解这些结构的抽象模式后,我们自然需要思考:如何在数学上刻画它们?

    尽管各州有自己独立的法律体系,如加州与德州刑法不同,但它们在保护基本宪法权利(正当程序、生命财产权)上是一致的。

    这就如同拓扑学中的“洞”结构:形状可以不同,但内在结构(如孔洞数)一致。我们可以说:

    • 宪法权利是制度空间中的拓扑不变量

    • 法院系统是在拓扑意义上的连续变形体

    四、人类行为:离散决策中的连续动机

    人类行为往往表现为“离散的决策”——投票、结婚、罢工、革命……但其背后的心理和文化动因是连续演化的。

    可用于建模的工具包括:

    • 相变模型(Phase Transition)

    → 把社会运动看作从一个稳定状态跃迁到另一个状态(如革命发生)不同的稳定状态,需要有不同的平衡力和正负反馈达成均衡状态。

    • 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 模拟人群在长期交互中策略的变化与结构的适应。
    个体或群体在长期互动下的发生策略演化,逐步形成了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用于指导其行为。

    人类社会的新平衡常常在反馈机制(舆论、法律、教育)交织下渐次建立。

    五、如何用数学建模这些社会现象?

    为了更深入理解与预测这些系统,我们可以从四个角度建模:

    1. 拓扑建模(Topological Modeling)

    • 法律与制度空间可视为拓扑空间,重点关注“连通性”“边界”“洞”等结构。

    • 同伦等价让我们理解表象不同但本质一致的制度。

    2. 动力系统(Dynamical Systems)

    • 社会演化可被视作非线性动力系统,具有奇点、临界点、吸引子等。

    • 文明的演进路径中存在“制度突变点”。

    3. 分形与多尺度建模(Fractal & Multiscale)

    • 政权结构、宗教扩张、商业生态,都可视为多层次嵌套系统。

    • 分形维度用于度量系统的复杂性与鲁棒性。

    4. 信息拓扑(Information Topology)

    • 类似物理中的“曲率”,社会信息网络中可定义“复杂度曲率”来预测制度崩溃点或改革节点。美国人对于LGBTQ+的认知和态度,何时出现拐点?川普对美国制度的破坏,何时能够达到一个临界点?

    总而言之,社会制度不是一堆孤立的规则,而是一个可连续变形的拓扑空间。如果我们能像建模自然界那样建模人类制度,我们将能更深刻理解人类秩序的本质与演化的逻辑。

    在历史上,学者如果试图用理解自然界一样的方法去理解社会,会被冠以“机械主义”的恶名。也许,一两个世纪前的学者们,只了解牛顿学说等简单系统。借助拓扑学、演化理论、信息科学,我们正在建立一种新的结构思维。它不是消解人性,而是赋予人类社会一种被理解、被预测、被优化的可能性。社会是流动的,但它的结构不一定是混乱的。

    研究方法发生了变化。不变的是:学者们对于社会科学本质的孜孜不倦的研究和探索。

  • 历数学 – Historithmatics

    历数学 – Historith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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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人类社会必然经过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到达共产主义。他认为历史具有必然性。美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则认为历史不能预先决定,他发表名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来对抗马克思的理论。但是这些人都是空对空,都二十一世纪了,没有模型你说个锤子?

    已有的研究模型

    阿西莫夫在科幻小说《基地》中虚构了一位心理史学家:哈里.谢顿。它结合统计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以神奇的元光体(实际上就是数学模型)来预测人类社会的大规模发展趋势。这种方法类似于统计力学在物理学中的应用,个体不可预测,但大规模群体的行为可以用概率和数学模型进行估算。

    真实世界里有些历史学者提出:历史计量学、克里奥动力学、复杂系统建模等,尝试用数学分析历史。

    • 克里奥动力学:试图用微分方程和人口模型解释国家兴衰。
    • 历史计量学:用统计回归模型分析过去的经济发展。
    • 复杂系统建模:通过概率论和博弈论研究历史的涌现现象。
    •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结合机器学习、神经网络和文本分析进行历史预测。

    这些模型的选择有很大的问题。

    首先不具备可信度。学者没办法解释为什么他要选择这个模型。比如:微分方程通常意味着连续变化,历史是连续变化的吗?统计回归假定影响统计分布的因素不发生变化,这听上去就不合理。博弈论则是随心所欲选择数据,相当于手工打造特性,manual feature engineering,不具有代表性。至于那些用机器学习的学者,基本上放弃了建造抽象模型的努力,而仅仅依赖于数据特征。

    其次,这些模型往往比较微观,仅仅考察一个方面,不能捕捉历史实体的整体特征。人口是决定历史的主要因素吗?贸易是决定历史的主要因素吗?这些没有一个是主要因素。而且它们之间难道没有关联?

    历数学(以下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如果非得要给历史建模的话,应该使用图数据结构(Graph)模型。这个灵感来源于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他在全球史领域开创了研究的新方法。在他的名作《全球通史》中,他把自己当成一个站在月球上的历史学家,观察地球表面的历史变迁,关注那些影响所有文明的事件,比如:文明的交流,技术的进步。

    这种使用图数据结构研究历史的方法,我看可以称作历数学(historithmatics)。历数是历史和数学的合体简称,同时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又是一个神奇的概念,主要涉及历法、数学、天文、哲学和命理,然后再加上神秘主义的阴阳五行、易学。代表了“天道运行规律”,所以是一个很合适的名字。

    图数据结构由 节点V(Nodes, Vertices) 和 边E(Edges) 组成。这些历史实体,就像是图结构中的节点。而它们之间的影响则是边。相较于传统的微分方程、统计回归和蒙特卡洛模拟,图模型更能捕捉历史发展中的复杂关系。例如:

    • 社会关系网络:帝国、国家、宗教、文化之间的影响。
    • 经济贸易网络: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
    • 战争与联盟网络:不同势力的战争、外交和联盟变化。
    • 科技与文化传播网络:科技、思想和文化的流动路径。

    节点所代表的历史实体可以是:国家 / 政权 / 城邦(如罗马帝国、中国、蒙古帝国)。宗教 / 思想流派(如基督教、佛教、马克思主义)。著名历史人物(如拿破仑、秦始皇)。重要城市或地理区域(如雅典、长安、巴黎)。经济实体(如东印度公司)

    边代表这些实体之间的关系,并且可以加上权重W(Weighted Edges)来表示强度。比如联盟:如美英结盟、欧洲联盟。战争:如拿破仑战争、一战、二战。经济贸易:如丝绸之路、大航海时代的贸易路线。文化科技传播:如文艺复兴、工业革命、AI 技术的全球扩散。

    用数学表达则是:

    运用图数据结构

    基于这个基本的数学表述,我们可以建立不计其数的模型,而且它们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影响力模型

    比如,借鉴Google的PageRank算法,我们可以这样建立影响力模型用来描述历史实体的影响力。

    一个节点的影响力来自于连接到它的节点。如果一个重要的节点指向它,它的影响力就会更大。一个节点的影响力被它的对外指向的边(出度)平分,如果一个节点指向很多其他节点,每个被指向的节点分到的影响力就少一些。其中d是Damping Factor,在模型中引入随机性。

    例如,二战的 影响力可能比某个局部战争(如越战)更高,因为它影响了世界格局,许多后续事件都与其有关。

    预测模型

    图神经网络(GNN, Graph Neural Networks) 可以用来预测历史模式

    • H是节点特征矩阵,分很多层,表示历史的演进
    • A是图的邻接矩阵,表示历史实体的连接关系。
    • W是学习到的权重矩阵。
    • σ 是激活函数,如 ReLU。

    这种模型可以用来预测下一次全球经济危机可能由哪个国家引发,预测未来可能的国家联盟和战争可能性,预测某种思想(如 AI 伦理观念)的全球扩散路径。

    传播模型

    传播模型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传播模式,比如独立级联传播(概率),阈值模型(需要足够多的邻居被传播),不可逆传播,一次性传播,反覆传播等等。在计算机的进化游戏里,各种传播策略和生存策略都经过反复博弈。取决于这些策略的数学特征,可以建立不同的模型来模拟和可视化分析。

    正如谢顿无法预测银河帝国的历史异数“骡”一样,我们也无法给川普这种 outliar 建模。但是我们可以预测:美国弥漫的反智主义,迟早会导致一个民粹主义的骗子上台执政。

  • 科斯:变革中国

    如何识别一名哈耶克门徒?面对令人惊叹之事,科斯总能优雅的吐出一句:这些社会变迁都是人类有目的行为的意外后果,就像意外怀孕一样,属于致命的自负。[呲牙] 今天终于读完了罗纳德.科斯这本简短的巨著。

  • 老照片之华尔街牛蛋

    这是07年中, 在华尔街遇到一群HP的人兴致勃勃的摸牛蛋,全背着HP的Logo的包。牛兄大概生气了,才闹了场金融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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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DS的市场规模到底有多大

    大河网的这篇文章说,CDS有62万亿美元的市场规模,是个天文数字,又说柜台交易不受监管,信息不对称,给人的印象就是风险巨大,谁都扛不住。其实衍生品的市场规模如果按照实际交割来看,可能是非常小的。

    关于CDS(Credit Default Swap)的操作,是这样的:A和B对赌,赌C的信用度有变化,一旦C公司的债券发生违约,那么需要对C债券进行保险的金额有多大。一个赌大,一个赌小,最终的差额发生交割,名义本金可能很大,但是换算成违约可能性,首先就变得很小,再看其相应需要的保险费用,那就更小。

    For example, ABC Corporation may have its credit default swaps currently trading at 265 basis points (bp). In other words, the annual cost to insure 10 million euros of its debt would be 265,000 euros. If the same CDS had been trading at 7 bp a year before, it would indicate that markets now view ABC as facing a greater risk of default on its obligations.

    所以是赌C的公司债的违约保险金的利差。名义本金可能是62万亿美元。不知道CDS到底有多少C公司,可能有个几百上千家,如果全部是两房的这个级别的话,则620万×7万=4200亿美元,缩小了100倍。从去年到今年,双方对赌总共会产生2100亿美元的输赢。如果机构做这个生意,往往会对冲一下,比如赌其波动性不超过某个值。这一下,可能把实际输赢又再缩小100倍,最后只剩下几十亿美元的实际交割,分散到数百家公司,数千家机构去,不要说机构,很多个人也玩得起。

    所以,衍生品交易没有那么可怕,不可能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左右一切的力量。衍生品交易是金融市场高度竞争,专业分工的结果。像这篇文章拿衍生品的市场规模做论据,用一些模棱两可的描述,可能会得出国际金融市场不可参与的结论,进而提出加强监管,拒绝放开金融市场或参与国际金融市场。 

    限制裸露卖空于事无补 专家解密做空手法 – 大河金融网 – powered by dedecms

  • 谈论:能源税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来自FT中文网:能源税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分析研究表明,征收能源税对中国未来能源需求的抑制作用非常明显。当税率为50元/吨标煤时,能源需求量将下降6.3%,约节能1.26亿吨标煤,税率为120元/吨标煤时,能源需求量将下降16.2%,约节能4亿吨标煤。征收能源税也会对GDP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相当有限。假设2010年开始征收能源税,税率为50元/吨标煤,与不征税相比,GDP损失为0.4%。这主要是由于能源价格的上升导致了对有关经济部门的抑制作用和能源产业产值下降。但这些数据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减少进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以及减少国内对能源产业的投资而增加对一些新兴产业投资所带来的替代效应。如果考虑这些效果,GDP的损失将非常有限,或为正面影响。同时从GDP增长率来看,基本没有变化。另外需要关注的是损失的GDP是未扣除污染成本的GDP,如果考虑绿色GDP的话,则这些损失会大大减小。”

    结合现在煤炭的价格,我们能得出如下结论:
    1. 煤炭的需求弹性是较大的,其需求量的减少幅度要超过价格上涨的幅度。
    2. 中国的GDP不太依赖能源。因为在能源需求量减少6.3%的情况下,GDP只减少0.4%,说明GDP的现在贡献度最大的要素主要是人,资金或者机器。当然,这些机器都是不太需要使用煤炭作为能源的。反正,在少烧6%的煤的同时,产值只减少0.4%。这确乎说明这些煤的价格被大大低估了,因此被超量使用。

    另外一方面,煤炭价格最近一直在快速上涨,而山西和其它两个省份也出台政策限制煤价上涨,这说明了,在政府不加调控的情况下,煤价是要不断上涨的。我十分的不明白,政府何必一边限制煤价上涨,一边再去征税?何不放手让煤价达到均衡?这样,产量和价格都会比现在更好。

    所以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之间不能达成一致?什么时候,我们才有权力抵制政府的这种不断加税的倾向?

  • 调节总供给的劳动力政策、I Robot及微软公司

    最初,亚当斯密说,要有看不见的手。开创了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后来新古典主义,还是走的是同一派路线。
    后来,出现了一些经济危机。于是,凯恩斯说,有各种刚性,所以总需求要调节。
    于是,就有了各种政府干预的方式,搞出一堆财政工具。这些干预方式都是干预总需求,没人管总供给。
    然后,又出现了一些滞胀。
    于是,弗里德曼说,不能像凯恩斯那样事事都霸王硬上弓,央行不仅能干预总需求,也能干预总供给,于是就有了货币主义。
    可是,滞胀并没有被消除。经济学家总觉得经济是在刀锋上行走,于是自己也变得小心翼翼,形成了哈罗德-多马的刀锋经济模型,。只有熊彼得觉得盈虚变换,此消彼长不足为虑,提出了周期性增长模型。
    现在回头看看,弗里德曼的理论并没有切中总供给的要害。只是靠劳动者们的理性预期,调整自己的工作意愿。留下一大堆说不清的事情,比如通胀期间是否是能预期,到底是先验还是后验。实在混乱,以致于把逻辑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是一件离谱的事情。
    总供给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光调节货币发行,当然是不够的。放着劳动力政策这么好的一个工具不用实在是太可惜了。中国可以调整的手段,有劳动力迁徙政策。美国人的调节政策,自然就是移民政策。
    总有一天,经济学家会盯上这一优秀的政策工具,把它改组成一个类似央行的一个劳动力发行和回收机构。劳动力就仿佛I Robot里面的5型机器人一样,成批的派送到各个岗位上。
    当然,这些机器人每天晚上还要联到劳动力机构的网站去打个补丁,确定它们明天到底干不干活,干多少活。这一切都要和业界最有实力、最有经验、最有人才,同时也是最天才的微软公司合作才有可能。
    微软有一套机器人控制接口:Robotics Studio。已经发布好几年了,也获了几个奖,焉知这一切会不会变成真的?
  • 谈论:高盛胡祖六:子虚乌有的《货币战争》

    很多人提到过货币战争这本书,我也是跳着看过的。后来发现胡祖六的这篇评论很有道理。

    高盛胡祖六:子虚乌有的《货币战争》_财经频道_新华网

    可以下载的货币战争电子书:
    http://zhiqiang.org/blog/posts/currency-war-pdf-version-of-download.html

    我不太喜欢这种阴谋论的书,会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或者民粹主义。我忘记了是在什么时候看到过的另外一本讲美国中央银行的历程的书,关于汉密尔顿,杰克逊总统等等。胡祖六讲的是非常正确的。实际上是联邦发行货币还是各州发行货币之争。

    宋鸿兵力赞的黄金本位,会引起严重的通货紧缩,投资不足,货币与黄金的定价不正确就会受到投机商的攻击。所以这个制度早已被抛弃,现在还来炒冷饭没什么意思。现在大家发行的货币不跟黄金挂钩了,没有黄金支持的货币是更容易波动,该波动会引起财富的重新分配,但是不能就得出故意掠夺财富的结论。

    一味的只是夸大缺点,只会给人强词夺理的印象,当然也能骗住一些人。顺便引用一下:我们多容易受骗。
    http://zhiqiang.org/blog/posts/we-have-deceived-so-easily.html

    实际上黄金是不得不去本位化的,新的货币制度具有更多优点。参与金融市场的财富重新分配的人主要集中在金融市场的参与者里,跟普通人关系很小。再说,这个也取决于参与者的目的,到底是来锁定风险的呢,还是来想办法套利的。只是来锁定风险的人,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胡祖六还有一点没有说得特别清楚的是:早期的银行家要求政府以债务担保发行货币,实际上是双方控制风险的方式。政府信用太差,如果发行权掌握在政府手里,而且没有金本位或者国债本位,那是要滥发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其实给了政府更大的自由度去操纵货币的发行。所以美联储这种制度还是很不错的,不仅有公共政策方的意志,也有私人产权,在政府的几大块之间也形成制衡。具有超然地位。

    宋鸿兵捧了一把中国的制度,认为中国的央行制度是真正为民办事的。我倒是认为,中国的制度是能快速有效调控的,但是是很危险的。政府具有不受监管滥发钞票的权力。什么时候中国也三权分立,五权分立了,央行完全独立于国务院运作,那才是安全了。

  • 人民币升值是否影响外资企业计算业绩?

    今年人民币升值了。那么外资企业上半年的销售额,换算成美元计价的话就多出一大笔。这笔钱是如何记账的?会不会和销售业绩奖金之类的挂钩呢?

    最近读了一些损益表方面的会计准则,看上去,这笔汇兑损益是不应该记录在销售业绩里的。汇兑带来的损益应该直接记录股东权益一栏的“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因此在中国分公司向美国总部报账的时候,应该是仍然以早期的美元标价汇报销售业绩,也就是revenue会比较低。然后,在资产负债表里面,直接对股东权益(Equity)加上一笔汇兑收益。

    今年人民币升值厉害,这笔收益应该不少。赢利的原因是Equity增值,而不是Revenue增值。总公司投入中国的这些资本,即使不用来运作销售部门,而是直接进行国库券投资的话,一样可以得到汇兑收益。因此,汇兑收益不算作销售部门业绩也顺理成章。所以,这笔汇兑收益也许对CEO和CFO有些好处,销售总经理可就没什么特别的功劳了。

    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件决策,是否应该降低产品的人民币标价?我认为,人民币标价是应该降低的。产品标价降低的话,销量可能会增加,这是给销售部门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业绩增加,更妙的是,虽然人民币价格降低,美元价格可没变。这样,销售部门就可以享受销量上的增加,却不用忍受价格上的降低。另外一方面,我们的Quota都是钉住美元的,那么产品售价为什么不钉住美元呢?

    那么,公司是否因此受到损失呢?不会。

    首先,总公司的记账货币是美元,公司并非靠买卖外汇牟利。在汇兑方面,公司的主要目的应该是避免风险。一套钉住美元的标价系统,可以最大程度上的避免产品标价的风险。人民币贬值的时候,公司也同样的避免了总公司账面上的汇兑损失。

    其次,市场占有率很高的企业,如果保持一个全球接近的价格体系,有助于避免贸易纠纷。价格卖便宜了,别人告你倾销;卖贵了,那就是掠夺中国软件市场。当然,价格歧视是会带来好处,但是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至少现在外贸条约,法律上都不允许这么做。

    总之,对于销售部门,应该力主把产品标价钉住美元,这个和Quota钉住美元是一样的。

    好了,说了这么多都是空谈,我只是读了些准则,根本也不知道实务上是怎么处理的。就算跟我说的不一样也未可知。

  • 关于次级债

    这次美国的次级债危机真的会有很大影响吗?次级债的市场规模至少在8000亿美元,华尔街这么多投行,包括eTrade之类的在内,加起来有个800亿美元的规模就不错。客户才是主要损失方。为什么大家都在谈论投行的损失呢?

    因为客户的损失是预期内的,如果我是基金经理,肯定有两点要考虑的:

    1、风险资产的比例。除非是专门投机于次级债的基金,否则这种高风险资产只是组合中的一小部分。

    2、对冲机制。做什么都会有风险控制。次级债规则很明确,即使对冲不易,但也肯定有对冲机制,这些投行的人无论是自营,还是为客户管理资产,肯定已经有对冲安排。

    投行的客户由于风险资产比例较低,通常不会对存亡造成影响,更不会传递出去,波及大量的投资者。有问题的仅仅限于部分投行,而大家十分惊诧,主要是因为这是意料之外的事情。看报道,投行的风险意识还是不错的,持有的次级债评级均较高,相对其客户来说,已经算是安全。即使冲销部分资产,甚至部分破产,也没啥大不了的。

    传统投行业务并没有失效,这些部门会发生收购、重组,最终重整旗鼓。至于自营业务,只是某些部门做固定收益业务,而且仅仅是次级债有问题,事实上,次级债这一安排,保护了更为优先的证券化资产,得到一个很好的风险缓冲区。

    投行也有自己的风险偏好,有的投行偏好高风险,有的偏好低风险。这还是个公司治理的问题,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应当让股东及监管机构感到惊诧。SEC更应该关心一下,如何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让风险策略能够透明化,让股东能够真正了解到公司的风险偏好,这样的话,高风险,高收益就在意料之内了,比如,不同的资产种类,采取不同的风险计提。这种安排可谓各得其所。